記得很多年前，當時我參加了一個輔導訓練營，在小組中我分享了一些成長過程中的掙扎，談到一些我一直不能衝破的問題。
當時導師問了我一個問題：「你是不能？還是不願意呢？」
我想了一下，答了她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事隔很多年，我才發覺導師問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蠢問題。
她可能對哲學全無認識。
「不能」與「不願意」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，很多時我們不願意做一些事情，其實是因為「不能」，「不能」帶給我們不適的感覺，於是我們「不願意」去做。
明白了這個道理，我們比較容易原諒別人的過失，有時一些人犯了一些錯誤，很多時出於「不能」，於是「願意」變得不可能。
例如一個被父母寵壞了的孩子，他在受保護的環境中長大，根本很少直接接觸世界，他們往往只懂說(或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說什麼)不懂做，與別人交往，便很容易帶給別人不少懊惱，例如遲到、失約、說了卻忘記了……
對於這些人，根本不能用「不願意」去判斷他，因為在他的人生經驗的資料庫中，根本沒有那一種「可能」，願不願意其實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。
所以，我對我的受助者，會有兩套標準，對於受過教育的，我會要求高一些；對於低下階層，我又會放任一點。
從結構主義的角度去觀照問題
當別人得罪了你，不是不去惱恨他們，而是要從一種結構主義的角度去觀照問題；人若能願意，必須要有「願意」的條件，就是「能」，他們就是「不能」，表面上衣冠楚楚，骨子裡卻是個「閹人」。
那麼，道德的界線應當怎麼界定呢？如果「不願意」是出於「不能」，當事人難道不用負上責任嗎？
我的答案是：愚惷也是一種罪，無知也是一種罪，只是比有意傷害別人的罪輕一些。
難道整天上網、打機、上facebook，不去讀一點書、不去反省自己的人生，這些「懶行」不是罪過嗎？不過這種「罪行」不會一迅間帶來惡果，直至要和世界面對面，卻墮進了精神分裂(社會美其名「思覺失調」)的思想地獄。
電影《七宗罪》談的便是這種人間世相，浮腫人生下的沉淪。
他們所作的他們是知道的
如果你是一隻動物，你不用為你的懶惰負上責任，因為牠們所作的牠們不知道；但對於人類，他們所作的其實他們是知道的，只是這種知道停留在肉體層面，而當事人再以語言扭曲這一種身體的「知道」。
他們犯了錯，他們總有理由去解釋；但他們可以解釋掉人生的疏懶嗎？我說的是生命的沉淪。
沉淪是不容易覺察的，擺在面前的有兩條路，我們卻選擇了那條「不對」的路去走，因為沒有人察覺，「對」與「不對」只在腦海中閃過，選擇「不對」易如反掌，旁人根本不察覺，但你卻開始沉淪，一步一步走到人生的末路，直至活不下去(抑鬱是那種沉淪無言的聲音)。
那種剎那的知覺，你有過、我也有過，但卻被我們的傲慢視而不見，難道我們不要為這種人生態度負上責任嗎？
當你選擇了「錯」，再要走回「對」，便加倍困難，因為你已經變成那個「不對」的人，選擇「對」似乎有違你的良知(讀一點黑格爾，你便會明白這種辯證道理)，於是你不斷選擇「錯」，你卻以為自己選「對」了，因為自我感覺良好，感覺「理直氣壯」，卻與生命的本真愈行愈遠，直至要與真實相遇的一刻，那撕裂的感覺卻比死更難受……
有誰可以監察自己做對嗎？沒有，一個也沒有，連上帝也不可以，因為「上帝」也可以是人想像出來的「對」；那麼社會的道德規範可以嗎？即佛洛伊德所說的「超我」，但「超我」也可以用作遮蔽真實的工具，原本我犯下大錯，我卻說我的錯是「小錯」，已經與「超我」充份合作，認了「錯」，原諒了自己，卻沒有與真正的「錯」相遇，於是隱藏的「錯」成為了日後的「對」的絆腳石。
認識了這種「對」與「錯」的辯證關係，便會明白根本沒有所謂的「願不願意」，因為願意做對從來是一個選擇過程的結果，當人生的路上我有太多選「錯」，到了真的要選擇「對」，便變得力不從心，因為心中無「對」，「不能」便是這個意思。
所以，道德問題從來都是一個結構問題。